在上下班高峰时段、重点区域，“打车难”普遍存在。（新华社记者 李 文摄）

　　北京市政府近日出台《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》，承诺将采取“一揽子综合措施”对出租车领域进行改革，这不仅点燃了受困于“打车难”、“工作苦”的民众与司机的希望，也引发了媒体的议论热潮。

　　有积极支持者认为，《意见》把特许经营权转为“无偿有期限有考核”的“专营”，提出建立退出机制，引入市场竞争，这些新举措都抓住了改革的“牛鼻子”，显示了触动利益的勇气。但也有人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，对《意见》是喊破嗓子，还是甩开膀子，仍在观望之中。更有一些尖锐之批评，认为《意见》走的是行政干预的老路，难以充分调动市场调节的力量，在某些方面浅尝辄止，有避重就轻之嫌。

　　支持者对改革信心满满，批评者不乏真知灼见，这体现了中国越发开放和理性的公共言论空间。但在笔者看来，目前的讨论仍然有让人不满足之处。

　　“司机苦”不仅是北京一地的现象，也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。通常的解释是认为出租车公司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而收取了过高的“份子钱”，这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。据报道，北京市出租车公司在每辆车上月均获利500元左右，全市两百余家出租车公司、6万多辆出租车每年共可创利3亿多元，但这些从“份子钱”上抠出的利润摊到每家企业身上并不丰厚。那么人们所说的出租车领域的“暴利”究竟出自何处呢？

　　温州的例子给人以启示。温州出租车牌照价值不菲。车主以牌照为信用抵押获得银行贷款，投资其他领域，而原有出租车业务则交由中间人管理，自己只需坐食其利。车主变为钱主，这样的转变在全国普遍存在，北京亦然，只是这里的车主是有特许经营权的公司。这些公司不仅经营出租车业务，更将无偿无限期的特许经营权作为信用担保，来获得银行贷款，转而投资地产、金融等其他领域，获得暴利。靠份子赚钱与靠牌照生财相比，不过小巫见大巫。

　　所以，解决出租车行业的“暴利”问题，关键是限制出租车公司将服务公共事业的权利“无中生有”地变作自己融资的信用抵押。《意见》就特别提出要逐步推行出租车公司专营制度，禁止经营其他领域，这是“动命根子”的举措。

　　目前讨论的热点里，无论是改善司机的生活状况还是触动行业暴利的命根子，解决的都是行业内部利益分配的经济问题。但“打车难”不仅仅是行业内的经济问题，也是行业外的社会问题。“打车难”反映了出租车供求关系的失衡，这个失衡有区域之别，往往是城市中心和边缘区域难打车，介于二者之间的地区打车并不困难。道理很简单，对司机来说，理想的状况莫过于不堵车、不空驶，而城市中心太堵，边缘区域太空，司机自然都不想去。所以出租车供求关系的失衡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区域发展的失衡。公共交通建设的滞后带来了更多的打车需求，而为完成高额的“份子钱”任务，司机更不愿去或堵或空的地区，这加剧了供求关系的失衡。因此，解决“打车难”问题，从小处看事关行业利益分配调整，从大处看则依赖于城市区域统筹发展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我们关于《意见》的讨论，一方面要进一步找准出租车行业“暴利”之源，讲清道理，对症下药；另一方面，要跳出《意见》，把出租车行业的问题放到城市统筹发展的大局下看待，以区域间平衡发展来解决出租车供求失衡。唯有内外兼修，方能解决“打车难”问题。